中国宝宝,海外制造

新婚夫妇似乎并不喜欢“第三者”——数据显示,2019年新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比例达到59.5% [1] ,这意味着生孩子比例最高的,是二胎父母。 除了天然受孕,高龄二胎父母可求助于辅助生殖技术。根据前瞻研究院估算,国内辅助生殖市场的需求约为500万例,但实际能进入医疗周期的可能在140万例左右 [2] ——如果没有以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辅助生殖技术的存在,中国2019年新

新婚夫妇似乎并不喜欢“第三者”——数据显示,2019年新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比例达到59.5%[1],这意味着生孩子比例最高的,是二胎父母。

除了天然受孕,高龄二胎父母可求助于辅助生殖技术。根据前瞻研究院估算,国内辅助生殖市场的需求约为500万例,但实际能进入医疗周期的可能在140万例左右[2]——如果没有以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辅助生殖技术的存在,中国2019年新生儿出生数据可能更难看。

求子潮涌向海外

近年来,众多中国求子者远赴海外,只为听一声婴儿啼哭。

在海外医疗机构,这些中国人主要通过三种形式实现“辅助生殖”:试管婴儿、冻卵/冻胚、代孕。

这些海外辅助生殖机构的主力业务各有侧重。主打格鲁吉亚辅助生殖的“添嗣无忧”创始人Ray告诉放大灯团队,他们的客户70%是彩虹群体代孕;而麦肯锡国际健康创始人侯鲲告诉放大灯团队,每年1000多例治疗周期的患者中,大部分案例都是试管婴儿,彩虹群体的代孕约占15%,冻卵约占10%。

试管婴儿技术的本质是“体外受精”,至今已进化出三代技术。第一代原理是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第二代原理是筛选精子受精(单个精子注入卵细胞)+胚胎移植,第三代则是在胚胎移植前多加一道全染色体遗传学筛查,由于性染色体的存在,导致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在胚胎移植之前就能确定胎儿性别,故除非特别情况,国内一般不得进行三代试管业务。

国内不孕不育者集中于35岁~45岁,出国之前,大多都有多次自然怀孕或试管治疗失败的经历。前瞻研究院援引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数据称:国内多采用第一/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多数中心每移植周期的成功率大约是40%~50%;而国外的试管婴儿普遍采用第三代技术,如美国宣称成功率可以超过80%[2]

但如果中国医生都束手,美国医生也未必能回春。据放大灯团队采访了解,海内外成功率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美国诊所最多能保证成功率稍高一点,这些中国患者也都理解。”尤其对国内发现不孕不育的夫妻而言,遭遇胚胎植入失败的几率依然较高。

至于冻卵服务就相对简单。“目前冻卵使用的是玻璃化冷冻法,在环境温度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理论上可永久保存,但是美国一般要求在15年内使用。”侯鲲告诉放大灯团队,“美国规定夫妇双方年龄之和不能超过100岁,避免孩子在成年之前成为孤儿,这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冻胚胎时限同理。”

代孕则最为复杂。通过海外卵子库匹配,然后代孕生子,这可能是高龄夫妇/男同群体获得后代的唯一途径。但目前世界范围内,承认代孕合法的国家仍属少数,而不同国家的代孕价格差距极大。

想要后代的女同性恋群体则相对简单,通常模式是“A卵B怀”:在精子库中选好精子后,一方女性(通常是T)提供卵子,形成胚胎,在另一方女性(通常是P)子宫中定植,妊娠和分娩。

尽管海外辅助生殖昂贵的价格和异于常人的生殖方式引发了不少争议,但是对于很多想要孩子,却又不满足国内辅助生殖条件的中国人而言,这显然是他们最后的幸福通道。

狭窄的幸福通道

绝大多数求子者为何舍近求远,是海外辅助生殖技术更先进吗?

不。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有着更严苛的医疗政策。

全球范围内,辅助生殖都是个年轻且需求庞大的市场:1978年,世界上首例试管婴儿诞生。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为代表的“辅助生殖产业”由此诞生。2019年,全球辅助生殖技术市场规模为265亿美元,其中欧洲份额为37.36%,美国份额为15.09%,中国份额则达到17.36%[3]

有这类生育需求的人群包括:

  • 适龄不孕不育夫妇

  • 高龄夫妇

  • 彩虹群体

  • 单身女性

不幸的是,作为世界第二大辅助生殖市场,中国辅助生殖的大门极其狭窄,基本只对适龄不孕不育夫妇开放。

截至2019年12月,中国共有517家医疗机构获批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27家医疗机构拥有国家级人类精子库[4],而且供过于求[5],但2001年8月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6]、2019年9月颁布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强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机构和人员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7]规定,辅助生殖技术的适用对象严格限于“不孕不育夫妇”,精子库也仅限于已婚不育者使用。

这导致即便已婚不孕者想要生孩子,也难如登天。中国没有卵子库,仅留了一个“赠卵”的狭小空间。而2006年2月下发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校验实施细则》[8],也对“赠卵”行为做了严格限制。

此外,中国现行法律法规不允许通过代孕获得后代。2015年开始,原计生委联合11部委与主管部门,开展了“打击代孕专项行动”[9],并在当年发布了7期《打击代孕简报》。

我国对单身女性的生育权规定更是近乎空白。近年来,我国只有吉林省颁布《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其它地区都不允许单身女性通过试管婴儿技术获得非婚生子。而卫健委的消息显示,吉林省该条例实施十几年来,“尚无1例单身女性申请借助医学手段生育”[10]

关于单身女性非婚生育权的讨论依然不绝于耳。2019年,全国首例争取女性冻卵权利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11];2020年5月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彭静提交一项名为了《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权》的提案[12],建议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权利。近两年密集的建议与舆论关注,能否改变政策现状,还有待观察。

总之,按现行法律法规,想和普通人一样拥有孩子并过上传统意义上的“幸福生活”,说简单也挺简单,只要适龄结婚就行;说难也挺难,高龄夫妇、高龄失独、单身女性、彩虹人群等非主流群体通过代孕、冻卵和单身生育的需求,在现行环境下被主流社会与医疗资源所忽视乃至拒绝。

有钱人的生意?

无论是代孕、冻卵还是试管婴儿的价格,对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笔巨款。这是赴海外求子的国人要面对的第一重困境。

以目前价格最低的格鲁吉亚代孕为例,其最低价套餐45000美元(约合人民币32万元)。这个数字约为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的10倍(当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则更低,只有26523元)[1],而美国代孕价格更是普遍超过100万人民币,有曾从事美国代孕业务销售的人士向放大灯团队表示,美国代孕价格虚高,“有些美国人,一旦对方知道客户是中国人,可能会加价。”有成功实现代孕的被访者则认为,美国代孕最值钱的就是“美国国籍”。

2018年10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3],有意取消在美国出生的非公民子女和非法移民子女的公民身份。一旦成行,受影响最大的还是赴美代孕者的国籍。不过,该行政命令因涉嫌违反美国宪法而未有下文。

单身女性试管婴儿价格也不便宜。放大灯团队了解到,单身母亲的首个周期(从取卵到获得健康胚胎)价格为4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8万元人民币。不过,很多女性不得不进行第二、第三乃至更多周期,每个周期都要花2万到3万美元,直至获得健康胚胎。

正在准备海外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做单身母亲的小庄告诉放大灯团队,做试管婴儿的人体质差异很大,一次取卵并不一定能成功,对体质不好的人来说,医生通常会建议多准备几个健康胚胎植入。

冻卵的性价比更低。《健康界》刊文指出,单个冷冻卵子从复苏到成功受孕的成功率只有4.5%~12%[14]。“这也是冻卵价值不大的原因。”小庄告诉放大灯团队,虽然冻卵价格不高(药物+初次冻卵16500美元,每年续费650美元,美国诊所价格),但可能虚掷金钱和时间,“很多人冻卵,可能冻了一大堆废卵。”

尽管代孕、冻卵/冻胚胎和试管婴儿都是阶梯收费(做到某个环节再收该环节的费用),但由于有些环节的失败,而不得不重走一遍流程(重做不免费,但收费稍低),导致总价过高,因此被称为“有钱人的生意”。

不过,寻求海外辅助生殖的人也不是高收入人群,不少寻求辅助生殖的人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开始之前都要进行“经济建设”。

根据放大灯团队了解,“攒钱多年”的案例不在少数,也有人选择卖掉房产代孕,即便是有能力完成代孕的人,其资金只能保证孩子出生,之后就不得为奶粉、入学教育等后续支出节衣缩食。

总之,海外辅助生殖的确是高消费,但其客户未必是高收入。“大家对代孕的理解得太扭曲了。”侯鲲认为,选择海外辅助生殖并不是为了彰显身价,而是严肃的医学问题,“这些人或者是身体有相关疾病,或者是不适合怀孕,国内法律环境又不允许,才被迫选择海外辅助生殖。”

社会与道德的双重压力

与冻卵、试管婴儿相比,代孕所面临的争论更多,道德压力也更重,如果代孕者来自彩虹群体,问题就更复杂。这是海外辅助生殖的国人所面临的的第二重困境。

代孕=压迫女性?

无论是冻卵,还是单身女性试管生子,多少能获得些鼓励,但代孕不一样:即便是合法的海外代孕,也难逃道德抨击。

人们对代孕的争论集中于“女性身体的使用权”。批评者认为,“代孕的本质是剥削买卖女性(部分)身体”,男同群体的代孕行为,则是“用一种政治正确(性取向平等)压制另一种政治正确(性别平等)”。

强烈反对代孕的独立女性小陈向放大灯团队表示,“要孩子”其实和性取向弱相关,“人的生育本能不会因性取向的转移而发生变化。”男同群体既要同性恋爱的权利,又想要有两性结合才能有的孩子就过分了,在她看来,代孕和同妻现象一样可耻。“代孕的本质就是租赁使用女性的子宫,女性也有爱和心意,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赁出去呢?”她担忧道,“如果国内代孕合法,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因为哥哥的彩礼而被父亲强迫做代孕。”

不过,面对放大灯团队采访,多位代孕男同态度坦然。

一位正在进行海外代孕的男同援引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观点,认为“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他认为代孕双方你情我愿的事情,只要不强迫就没问题,没必要让第三方判定正确与否。而且大家立场差距太大,生存权是女权的前提:“代孕母亲温饱都不够,她可以通过代孕赚到钱,愿意接受这个事情,这事情怎么说呢?你女权你的,我没必要听你们的评判。”

给孩子一个“身份”

对单身妈妈和代孕的男同来说,孩子的身份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单身妈妈通常不在意。一位准备试管婴儿的单身妈妈表示,可以大方地承认自己的孩子是“从海外精子库选来之后受孕生下来的”,某种程度上,他比其他孩子都酷。

但男同群体就更纠结。有时候,如果不想出柜,就需要用一个谎言圆另一个谎言。

他们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向社会交代“孩子从哪来”?对外宣称孩子是“不久前的一笔风流债”的副产品,是多数代孕的男同人士选择的借口,可因“偏私人感情”的话题属性,避免很多无谓追问,同时安慰不知情的长辈;另一个是:如何向孩子解释“你从哪来”?对孩子声称早年离婚、母亲去世、抱养等也是相当多人选择的借口。

也有人支持公开透明,正视自我:“你连自己都不能面对,还让孩子怎么面对生活?”

世俗生活的风险与代价

对求助于海外辅助生殖的人而言,这不是一场简单的经济活动,而是混杂了身份认同、女权/女性主义、身体自由、社会阶层、经济独立和下一代教育等话题的三观大乱斗。

这就是世俗生活的风险与代价:无论同意与否,你得接受社会的审视、争论,才有可能过上大多数人口中儿孙绕膝的“幸福生活”。

放大灯团队了解到,由于国外多数使用的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可筛选胎儿性别,使得国内客户在新生儿性别选择也有了有趣的倾向: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偏好女孩,传统地区如广东,山东则偏向要男孩。

而在代孕成功之后,父母们选择各异。“一线城市的父母们会乐于和我们分享照片,介绍客户;三线以下城市就不会多联系了。”侯鲲告诉放大灯团队,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即便彩虹家庭代孕的孩子,也没有遇到歧视问题,“绝大多数幼儿园老师是九零后,看到两个爸爸或妈妈,都基本明白怎么回事,很自觉地会提供相应的保护。”

“有些人在代孕前会设想很多困难,但实际上那些都不是问题,他们遇到的真正问题,是孩子容易生病、不好好吃饭、学习困难,和普通家庭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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