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导演大逃杀:临开机,钱没了

疫情来了  摄影机必须停 按照原计划,电影《一日游》将于2月18日开机。计划改了又改,延至2月底,再延至3月初,再到下一个冬天。 今年1月,导演陈延企在哈尔滨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片《一日游》勘景。这是一部小成本文艺片,动用了许多非职业演员,他们去到当地的中学和老年大学,只要是感兴趣的都叫来面试。1月23日是勘景的最后一天,这时候,传来了武汉封城的消息。其

疫情来了  摄影机必须停

按照原计划,电影《一日游》将于2月18日开机。计划改了又改,延至2月底,再延至3月初,再到下一个冬天。

今年1月,导演陈延企在哈尔滨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片《一日游》勘景。这是一部小成本文艺片,动用了许多非职业演员,他们去到当地的中学和老年大学,只要是感兴趣的都叫来面试。1月23日是勘景的最后一天,这时候,传来了武汉封城的消息。其余剧组主创各自回家,哈尔滨是陈延企的家乡,他留了下来。

整个新年陈延企没有过好。他一直在关注疫情的新闻,武汉爆发了,但哈尔滨看上去情况还算稳定。年后,剧组线上讨论开机事宜。陈延企说,我们做好防护就好了,我相信疫情很快会过去。制片则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凡剧组有一人出问题,就没人担得起这个责任。

剧组讨论过片子是否必须在冬天拍摄。陈延企的态度很明确,片子里必须要有雪——这是美学上的要求,他希望自己的这部处女作是极简的、干净的。

到3月即将到来的时候,他们意识到,疫情不会结束,而积雪终将融化,他们的片子只能在下个冬天开机了。

“计划很多,没想到是因为这种事情。”陈延企说。勘景的时候,他没见着一片雪花;当决定不拍了之后,哈尔滨却连下了好几场大雪。

即便是当疫情已被控制,很多已筹备齐全的剧组依然面临着两难处境:延后开机,资方不能及时回本,选择撤资;但开机又将冒着巨大风险。象山和横店推出了酒店房费半价,可剧组成员到了影视城要先隔离14天,这笔不菲费用最终还是得让剧组承担。

据不完全统计,疫情期间仅影视剧行业大约60个剧组停拍、100个项目延迟。有的电影剧组在疫情爆发时已经开机。一旦停机,剧组损失巨大,严重的“一天损失五六十万”。

演员曹冼在福建闽侯县拍摄她的第一部商业长片,担纲女主角。她看到了新闻,但所处县城偏远闭塞,剧组又自己搭了景,疫情像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大年初二,他们驱车200多公里,转场到一片开阔的峡谷。开拍没多久,当地的村支书走了过来,说接到了村民举报,通知他们不能再拍了。这时他们才知道,“现在已经非常严重了”。回到县城,他们去周围药店疯狂采购口罩和消毒液,又把楼下小超市的方便面和矿泉水搬空了。制片方先说放一周假,待在原地待命。等到最后一天,有演员问,我们明天复工吗?答复说,暂时还没得到通知,只能继续等待。

制片找到曹冼,说你可以选择自行离开,只要签一个合同,重新开机后接着来演。曹冼挣扎了一下,决定还是留下来。她的戏占了全组的一大半,“如果我走了的话,其他人可能会没有那么多的信心”。

待在酒店的时间望不到尽头,曹冼每天健身,读书观影,写剧本,自学日语,尽力把时间填满,同时又觉得迷茫:之前她拍的多是文艺片,这部是她的转型之作,但现在连戏能否拍完都不确定。

直到导演突然提议,不如我们就在酒店拍个短片吧。他找曹冼和男主演开了个会,讲了故事大纲:一对夫妻归家途中疫情爆发,找了一个酒店临时住下,丈夫作为医生被派上一线,曹冼饰演的妻子独自留在酒店。

场地是现成的,一个导演、一个摄影、两个主演、两个灯光,就这么几个人,表演经常有即兴的成分。两天后,这个5分钟的短片就拍完了。曹冼记得短片里有一幕,在她饰演的妻子生日那天,她幻想丈夫端着蛋糕出现在她面前。两人点上蜡烛,在床上跳来跳去,拿枕头砸向彼此。在电影的世界里,被疫情拆散的人们总会重聚。 

钱没了,要不要下跪

进入3月,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电影行业历经一场冬眠,看上去也在这个春天缓缓苏醒。4月8日,武汉解禁;同天,曹冼的剧组杀青。截至5月7日,共有34个剧组开机,40多个剧组已经报备筹备。但据多名知情人士表示,目前横店复工的剧组以因疫情影响暂停拍摄的为主,新开机的并不多。现实情况是,许多准备开机的戏,不知何时才能正式开工——疫情发生前资方说好给的钱,撤了。

30岁的导演仇晟正在筹备他的第二部长片《犬父》,这是一个父子故事,但父亲在剧本第一场就去世了,接下来都是儿子和想象中的父亲的互动。有投资方希望改动剧本,看到更多的“实体的父亲”。仇晟解释,虽然父亲没有作为角色出现,但全程讲的都是“父亲”——这个解释并没有得到资方的认可。 

在资方面前,没有作品和名声背书的新导演本就是弱势群体。当大部分资本后撤,那些仍愿意投资的开始提出更严苛的条件,甚至直接干预起剧本走向。 

仇晟最终没和这家公司达成合作,尽管他现在非常焦虑——《犬父》不能延迟到十月开机。片子里有段初夏的戏,再往后推迟,植物、穿着就接不上了。 

焦灼一度让他腹泻、胸闷,有段时间他为了拍纪录片素材,一两天就要出门一次。他害怕自己感染上新冠肺炎,每两个小时就用家里的水银体温计量体温。有一次量出了38点几,他很慌张,“片子还没上映呢,新片也还没做呢,就得病?”好在后来发现是虚惊一场——是他之前不小心用热水洗了体温计。

有一个资方年前谈得差不多了,原定年后签约。疫情从中阻断,再见面就已是四月。资方告知他们改变了投资策略,不投周期长的艺术片,转而投已经完成了的、下半年能上映的片子。于是回到北京后,仇晟就跟着制片人各处跑融资。

三年前完全是不同的形势。当时《郊区的鸟》拉到第一笔投资后,在两三个月内,全部资金就已到齐。

“上游资本还没有苏醒。”制片人张自达说,这是现在电影行业一切问题的源头。他记得这一行最红火的2016、2017年,做餐饮的来了,做房地产的来了,不知道做什么但手里就是有钱的暴发户也来了。有个PPT能拿到钱,给人讲个故事能拿到钱,列上投资人喜欢的明星的名字也能拿到钱。至于怎么回本、怎么赚钱,谁在意?

如今那些公司婉拒他的理由都是,他们手里也没钱了。“上游没水,下游可不就干涸了嘛”,也有实诚的会说,他们有钱,但需要把钱紧紧地攥在手里,“保住本业”。 

张自达原定有两个项目在年后开机,资方已打过10%和15%的两笔款,年前本应该打第三笔款,资方临时提出年后再打。那时张自达听到了疫情的风声,但没在意,想反正过年也用不到钱。年后疫情已呈燎原之势,几乎没做任何争取,双方就协商以不可抗力暂停履行合同。他手里有个项目景都找好了,钱没了,只能继续找去。

“不是说暂缓,是暂停,这个就很恐怖”,张自达说。都是老客户,他不好因此和人撕破脸皮。后来他反应过来,年前对方或许已有预判,“觉得可能疫情难以控制”。

张自达说,是时间让大家的信心一点点磨灭,“大家”既包括影业从业者,也包括上游的资本。影院关了,剧组停了,路演也跑不了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也不会有新片和新剧出来,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怎么办?“人就是这样,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嘛”。

作为一家新兴公司,工厂大门影业的第一鼓气气势不错,在过去两年间出品了《大三儿》《气球》《春江水暖》等好几部亮眼的文艺片,天使轮融了3000万。但现在,创始人黄旭峰面临着如何让第二鼓气成功接上的严峻挑战:相比文艺片,资本如今更青睐的是能更具有盈利可能性的商业片。

聊天一开始我提到,“工厂大门做文艺片很厉害”。黄旭峰强调自己要澄清一件事,“我们不仅仅是做文艺片,我们选择做那些有趣和有价值的内容”。在这紧锣密鼓找投资的当口,他不想给大众“工厂大门不能赚钱”的印象,“因为资本的逻辑永远是要看你的盈利能力”。 

艺术家大多不会做生意,他要做的就是在艺术家和资本之间搭建桥梁。“我做了很多把脸贴在地上的事情,你明白吗?可能我的一些朋友做不到,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就可能会求人啊。对啊,甚至就差下跪了。对啊,我都会做,没事。”

从2019年4月起,黄旭峰就在忙着工厂大门的A轮融资。但现实有些打击,一年过去,他仍然在等待三家投资方的消息。有的见过了,有的还在等着约大老板。

黄旭峰承认,现在工厂大门的财务状况不容乐观,“现金流快见底了”。他甚至开始打算问朋友借钱。2月1日起,工厂大门停业,每人月工资按2500元发放,取消餐补等所有福利。2月8日,黄旭峰给公司近40名员工发了封全员信:

“我们要做的事情,电影,面临着这家公司开张以来以及这个行业数十年以来最大的危机……当我们说:这是命运的一部分的时候,意味着在这片土地上,一切的不幸、不义、错漏、蛮横、愚昧、卑劣和他们集合着产生的一切大小悲剧,都是我们命运的一部分,你不会独立存在,无法逃脱,即使你不身在悲剧之中,你的呼吸和良知也无法逃脱。”

隔离的三个月里,黄旭峰失眠,黑白颠倒,有时一整晚都不睡。明明是他这辈子闲下来最长的时间,却又感受到一种“繁忙的焦虑”。要细究一天到底做了什么,好像也就是做饭、喝酒、看书,偶尔写作,“玩了三个月,啥事也没干”。

全国多已解封,他想自驾从北京到成都,再走318国道去西藏。但他又害怕那三家有意向的公司临时找他开会,只能把自驾计划一延再延。进入5月,他不想再等了,“有事我们线上沟通也行,我要出去看一下,憋疯了”。5月5日的凌晨,他开着自己的白色SUV上路,向西藏进发。

逃不逃上网是个问题

经朋友提醒,仇晟才得知他的处女作《郊区的鸟》已有盗版资源流出。他上资源网站一看,发现平日里以做商业大片为主的网站,居然把这么一部不算大众的文艺片推上了首页,前后都被类型片夹击。他想大概是最近真没啥电影了,这事儿也挺荒诞。

此前,《郊区的鸟》曾在美国的艺术影院上映,并发行蓝光。由于国内尚未上映,仇晟请求美国发行商暂缓蓝光发行计划,但合同内无有效条款约束,请求未被采纳。3月21日,他登上了亚马逊,花近70美元购买了三张自己电影的蓝光碟。那时他就预感到,盗版资源必将流出。

《郊区的鸟》是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剧情片,还拿到了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的金豹奖提名。电影曾计划于2019年初上映,但未能及时拿到龙标。后定档至2019年8月,又因《哪吒》《速度与激情》等片的强势,不得不临时撤档。上映时间再次调整到2020年春季——春季也是传统的艺术片档期——这时候,影院关了门。仇晟买了2月1日回北京的票,原本想在年后开始宣传,发人物海报、电影原声带,先是改签,最后直接把票给退了。

还会在大银幕上见到《郊区的鸟》吗?连导演本人也不太确定了。经过了一次撤档,经过了一次疫情,在观众心里,它会是一部“老片子”了吗?如果已经是老片子,为什么还要去电影院看呢?仇晟相信他的电影是适合讨论的,而影院提供了这样一个集中的空间。但当影院恢复,观众只能戴着口罩、隔位就坐,还能形成讨论的氛围吗?

《郊区的鸟》杀青是在2017年11月,两年多时间里,戏中的一个男孩坚持给仇晟发消息:“导演,今年寒假可以看到电影吗?”“导演,暑假里可以看到电影吗?”影片还未公映,小演员们已长大、变声,从小学升入初中。

仇晟开始认真考虑将片子改为线上发行。

疫情期间,世界各地电影节纷纷取消。对文艺片来说,奖项的优先级往往会高于票房,或者说,也只有拿了奖的文艺片才会得到市场的关注。有的电影节改为线上影展,但参与者也可能面临像《郊区的鸟》一样资源泄露的可能。

5月5日,黄旭峰发现,自家出品的、仍未公映的电影《春江水暖》在一家西班牙流媒体上线,娄烨新片《兰心大剧院》也在其列。但这一操作并未得到出品方许可,经投诉,两部电影于当晚24点下架。

上院线曾是不少导演的终极目标。黄旭峰和导演们聊天,发现他们都会对自己的电影单纯上网非常介意。这些人秉持着所谓的“电影原教旨主义”,黄旭峰说。

但不可抗力降临,停业100天左右的时间里,无数中小型影院支撑不下而关门倒闭,原本全国一万三千多家电影院,到三月时已有两千二百多家影院宣布倒闭。全国上万家影城6万多块屏幕已暂停营业超过百天。

5月8日,国务院发布权威指导意见:可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开放影剧院等娱乐场所。这意味着,影院复工正式按下了启动键。然而,这离电影行业复苏生机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关键问题在于,影院的开工成本,一定是大于停工成本的,已经不堪重负的影院还能承载多大的代价?而电影局迄今也没有出台一个有效的后疫情时期新片公映计划。

如果电影注定只能在互联网上被观看,他们也只能选择接受——甚至,黄旭峰宁愿《春江水暖》能优先网络发行。

《春江水暖》讲述的是富春江畔一家三代的日常生活,曾入围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展映单元。不过这个题材看上去不会受市场追捧,“我进院线发可能连宣发的成本都回不来”。这部电影的未来只能待电影院复工后再做定夺。  

对那些没能拿到龙标的导演来说,疫情阴差阳错地指引出一条“百度云发行”的路。2020年3月,导演蒋能杰将自己的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放上了百度云,首开先河。只要你在豆瓣上标记“想看”,他就会先关注你,私信给你网盘链接。微博大V竞相转发,评论“独立电影人太惨了”,纪录片被顶上了豆瓣实时热门影音第一名。

导演蝉鸣知了看到了这则新闻,想起在过年期间,他也有将自己的长片处女作免费放网上的念头。这部名为《擦一擦你那满腹经纶的道貌岸然》(以下简称《擦一擦》)的电影没有过审,先前入围了first影展和南方影展,但由于疫情关系海外的影展都停摆。电影共花了30万,没拉到一分钱投资,这30万转化成了蝉鸣知了六张信用卡、七八个借贷APP上的个人债务。但同时他也逃逸出电影工业的游戏规则,试图主宰《擦一擦》的命运。

“资方肯定是希望这个东西(发行)是一个正经的行为,不可能希望在网上瞎胡闹嘛。”蝉鸣知了说。4月17日,他把《擦一擦》的百度云链接发上了微博,这是没有资方的他“瞎胡闹”的方式。前一天,他先把片源转给了一些大V,希望他们能在看过电影的前提下转发,“我不希望他们是认同这个行为,而是想他们能认同这个电影本身”。

蝉鸣知了在微博上写道:“一场疫情,电影院关门,海外影展停摆,国内导演们集体失声。有时想想现世真的是欠电影一个公道。” 

“没有第一部作品,我还是导演吗?”

电影同行见面打招呼的方式都是,“Hello,最近有什么工作介绍吗”?

陈延企是工厂大门的签约导演,也是遭遇减薪的其中一员。之前聊天的时候,黄旭峰说:“说实话我也不太敢问(他们的反应)。”见到陈延企后,我问了问他减薪后的生活,“就是勉强吃个饭,做饭还行,点外卖可能就吃不起了”。他不好意思地说,有时候也会问家里要钱。现在他在认真考虑直播带货,“思路还是要打开一些”,虽然他还没想好做什么内容。

朋友圈里,蝉鸣知了也看到,有导演转行去拍抖音了,去做微商了,去卖口罩了,做什么的都有。他说他能理解,他们或许有爱人、有小孩,经不起负债30万的风险。

蝉鸣知了和团队里的另外四个人在为他的第二部长片勘景。其中三个同事都有正经工作,算义务帮忙。他们开三辆小电驴,穿梭在上海的巷弄间。他还没有想过片子资金的问题——他拒绝接受“百度云发行”的二维码转账(《矿民、马夫、尘肺病》就是这么做的),30万负债仍旧没有还上,利息还在滚动,新片也并没有拉到投资——“这个(现实的)问题活那么大,没想明白”。“真正爱电影的人,他会不计代价地留下来的。因为他为的是电影嘛,而不是钱。那些投机的人,我的态度是,他们走就走吧。”蝉鸣知了说。 

“再等个一年半载的。也许有我们的机会。”另一位匿名的青年导演总劝那些想要离开电影行业的朋友。他说,经过这场行业大洗牌之后,真正优秀的年轻导演可能会拥有真正的机会。

在张自达看来,许多公司本身就不该留在这个行业。疫情成了电影行业不良资产的淘汰加速器。他们公司一些干助理的年轻人会跑来问他:怎么办?我没有方向了。那些仍然看不到希望的员工,张自达说,即便留下来也是打击别人士气,“我只能让他出局,没办法,有些人注定是走不到最后的”。

他们相信,这场数十年发生一次的行业巨创无法浇灭创作者的创作欲望。有的人干脆闭关创作——就客观条件而言,能抗拒外界影响的也就是剧本阶段。《春江水暖》的导演顾晓微信回复我:“这会儿刚午睡完起来,然后下午就开始写剧本了。这是目前大致状态,目前暂时我个人就在写第二部影片的剧本,还在一个闭关状态之中,其它实在也无状态上变化。”

有人试图将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潜移默化渗透进电影。黄旭峰和导演一起开剧本会,开始频繁出现“抚慰”“温暖”“希望”“爱”这些词汇。他希望在这个后疫情的世界里,电影能给社会提供一个出口,一种让生活继续的勇气。

仇晟也开始重新思考剧本。他的生活进入了一种极简状态:网上购物,不知道哪天才会寄到;超市和菜场关门了大半,只能是卖什么吃什么。于是他想:我的电影需不需要这么多人?我的人物究竟想要什么,是不是只有食物和水就可以?

2月的一个夜晚,仇晟照例在城市里游荡,见到一个穿着破烂、没戴口罩的流浪汉,走到浙江日报社的大楼前。门口的玻璃橱窗还亮着白灯,贴着近几天的报纸,他凑到报纸前看,露出茫然的样子。仇晟猜测,也许他之前都不知道新冠肺炎,看了报纸才懵懂地得知,外面的世界早已换了天地。他把镜头对准了流浪汉。

张自达的管理方法是——让每个人都动起来。他去对美术说,你这边要画一些效果图啊。对导演说,你再琢磨琢磨剧本。对制片说,出去聊故事,聊演员。这么一轮过去,他再互相激励,对美术说,导演又改了一稿剧本,真的不错。对导演说,美术已经出了很多效果图了,你看这个越来越好了。总之是在告诉他们:“这个项目越来越有期望了”。

但一切比旁人想象得要更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延企根本不想动剧本,也不想看到关于这个片子的一切。

回想勘景那会儿,他整个人都处于完全不同的亢奋情绪中。早上8点多出门,勘景一整天,晚上开会,到一两点再睡,但一点都感觉不到困意。自从确定无法开机后,他一天能睡上10个小时,还能“分几次”,似乎永远也睡不醒。“不知道能做什么,确实什么也没做。”

“你可以再想一想,再完善完善这个剧本。”朋友这么安慰他。他一开始觉得是,但他又想,我用十年也可以去提高这个剧本啊?

他2016年从伦敦电影学院毕业,2017年底开始构思这个故事,2018年参加First创投,好不容易谈拢了投资,项目备案又申请了半年。从毕业后到筹备片子花了三年左右,这在中国电影行业算是相当正常的节奏——伍迪艾伦来到中国,恐怕也只能三年拍上一部。疫情其实算是一个他遇到唯一一个意外。对一个中国的新人导演来说,有多少个一年还能被挥霍?“遗憾就是遗憾,这种只是一种安慰。”

我称呼陈延企为“陈导”,交谈结束时,他突然对我说:“你今天一直跟我说‘导演’,但没有第一个长片作品,这算不算导演,我也不知道。”

我安慰他:“那肯定算……对你来说延后了几个月嘛。”

他双眼放空,看向前方: “是,希望不会再出现什么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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